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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色诺芬(Senofonte,公元前434?—351)希腊史学家。苏格拉底弟子。曾从斯巴达军队,助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位,战败率兵涉险返国,著《远征记》述其经过。[16]路易十二世,法国国王(1498—1515),曾占领米兰,同西班牙瓜分那波利(1500),后被逐。因此我们的这些君主们,如果曾经享有王国多年而后来丧失了国家的话,他们不应咒骂命运而应该咒骂自己庸碌无能。在气候好的时候从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变化(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不想到暴风雨,这是人们的共同的短处),到了有朝一日恶劣的气候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只想到逃跑而不是考虑自己怎样进行防卫。他们希望人民在惨遭征服者凌辱之余,召唤他们回来。如果再没有别的法子,这个主意也是好的。但是寄希望于此而忽视其他补救之道,这就糟透了,因为,任何人决不应该因为相信有人日后会使他复位,而自甘倒台。再说,那种情况或者是不会出现,或者是即使出现,它并不给你带来安全,因为这是一种懦夫的防卫之道,而不是依靠你自己。而只有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能力来保卫,才是可靠的、有把握的和持久的。买滚球足球app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2],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买滚球足球app[1]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MesserAntoniodaVenafro)最优秀的法学家,是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现在,谈谈同他们相反的科姆莫多、塞韦罗、安托尼奥·卡拉卡拉、马西米诺等人的性格。你会发觉,他们全是最残酷、最贪婪的人物。为着使军人得到满足,他们不惜给予人民以任何的危害。而所有这些人都落得了可悲的下场,只有塞韦罗除外,因为塞韦罗非常能干,他虽然压迫人民,可是能够使军队对自己一直很好,因此,他始终是称心如意地统治着。因为他的才能使他在军队和人民的眼中都显得十分神奇,人民对他惊讶恐惧,军队则尊敬他,对他感到满足。因为,作为一个新君主而论,他的行动是伟大非凡的,我想扼要地说明他是怎样善于运用狐狸与狮子的性格,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而这两者都是君主必须效法的。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因此,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一切。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关于臣民的私事问题,他所作的决断应该是不可更改的。而且,他应该支持人们对他抱有这样一种见解:谁都不要指望欺骗他或者瞒过他。

[4]菲利波门(Filipomene,即Filopemen,公元前253—183),在同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的战争中,他是阿凯亚同盟的首领;先后战胜斯巴达,打败其暴君纳比斯,最后被俘处死;被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Plutarch)外为“希腊的最后一人”。在这些重要的例证之外,我想增添一个较小的例证。它同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而且我认为这个例证可以作为所有其他这样一类事例的代表,这就是锡拉库萨的耶罗内[7]。他从平民一跃而为锡拉库萨的君主;他除了抓着时机之外并没有依靠其他什么幸运。因为锡拉库萨人当时遭受压迫,于是选择他作为他们的军事首领,后来由于崇德报功便把他拥立为王。他甚至在身为平民的时候就有巨大的能力,以至一个论述他的人说道:“他做国王,除需要有领土之外,本身无所不备”[8]。他解散了旧的军队,组织新的军队,抛弃了旧的友谊,另缔新交。由于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军队,他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厦。因此,虽然他在取得王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他在保持王国的时候,就很少困难了。如果我们想透彻地探讨这件事情,那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还是倚靠他人;换句话说,为着实现其鸿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人们,抑或是使用强迫的方法;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就罕有危险。所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买滚球足球app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

[1]“寡头政府”(unostatodipochi)意谓由被征服的国家的少数公民组成对征服者效忠的政府。但是,那些象法国这样组织的国家,可就不能这样平稳地被占有了。在西班牙,法国和希腊之所以屡次发生反罗马人的叛乱,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有无数的小王国。当他们的记忆尚未消失的时候,罗马人总是不能够稳然占有其地的。但是,一旦由于罗马帝国的权力和统治的长久性使他们的记忆烟消云散的时候,罗马人就成为这些地区牢固的占有者。后来,当罗马人之间发生内战的时候,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由于各自在这个国家的某一部分已经树立了权威,他就能够使那里的人们追随自己。而且由于以前的主子的家族已经灭绝,除了罗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获得承认了。因此,如果你的显封的王室决意效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拯救国家的优秀人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自己的军队,作为任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了。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受他们的君主的指挥并且由他授勋和款待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好。因此,为了能够运用意大利的实力防御外侮,必须筹建这样一支军队。塞韦罗认为,如果暴露自己,同时与两者为敌是危险的,于是决心袭击尼格罗,而对阿尔皮诺则进行欺骗。他给阿尔皮诺写信说,他被元老院选为皇帝,愿意同阿尔皮诺共同享受这个尊荣,所以赠送后者以恺撒的称号,并且由元老院决定,加封后者作为他的同袍。对于这些事情,阿尔皮诺竟信以为真。可是,在塞韦罗打败并杀死了尼格罗,并且解决了东方事件之后,他回到罗马,就向元老院申诉说,阿尔皮诺忘记了从他那里获得的恩惠,正在使用阴谋诡计企图杀害他,因此,他必须对阿尔皮诺的忘恩负义加以惩罚。其后,塞韦罗在法国找到了阿尔皮诺,于是把阿尔皮诺的政权和生命一并剥夺了。

对于命运,情况正复相同。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用来控制它,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你考虑意大利——它是这些变动的所在地,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动——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既没有水渠也没有任何堤坝的平原。如果意大利象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那样,过去有适当的力量加以保护,这种洪水就不会产生象今日那样巨大的变动或者压根儿不会出现。关于一般地谈谈抵抗命运的问题,我想这就够了。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总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论是好的或者坏的,迫使自己改弦易辙[11],因为如果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是在不利时期发生的,这时你采取严酷手段就太晚了,而你作好事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因为人们认为你是被迫如此,你是不会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谢的。在我们的时代里,关于这两种不同政体的例子就是土耳其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土耳其皇帝的君主国是由一位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土耳其皇帝把他的王国划分为若干“州”[3],他派遣各种行政官员到那里去,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者撤换他们。但是法兰西国王却处在古来就有的一大群贵族当中,这些贵族又为他们的臣民所公认和爱戴,这些贵族又都拥有各自的特权。国王除非自己冒险行事,否则是不能够剥夺这些特权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考察这两个国家,就会认识到要占领土耳其皇帝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实证明: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4]汉尼拔(Annibale,公元前247—183),迦太基军队统帅,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后失败逃亡(公元前196),联合叙利亚国王对罗马人作战,失败后自杀。

但是,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战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而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象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据说[5],亚历山大大帝就是效法阿基里斯,恺撒[6]效法亚历山大,西奇比奥[7]效法居鲁士。谁读色诺芬[8]所写的居鲁士王的生平,谁就会从西奇比奥的生平看到他效仿居鲁士给自己带来多大光荣,同时在纯洁、和蔼、仁慈、宽宏大量方面,西奇比奥同色诺芬所描述的关于居鲁士的特性多么吻合。[1]“寡头政府”(unostatodipochi)意谓由被征服的国家的少数公民组成对征服者效忠的政府。买滚球足球app[2]此处译文根据M.Casella和M.Bonfantini等校订本;但G.Mazzoni校订本作“(他们)不是小心谨慎”,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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